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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分中心准确把握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十大关系
2024-07-09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的重大创新，故需从辩证视域出发全面科学地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多重关系，并厘清对应的科学规律。发展新质生产力应以新旧动能转化为基础，以科研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为动力源，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为重点，以产业链和创新链贯通为进路，以创新和人才双轮驱动为支撑，以制度和文化创新为源泉，以数实融合为新动能，以军民融合为特色阵地，以有为政府促有效市场为引领，以国内国际双重资源为蓄能，不断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基于历史之变、世界之变、时代之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大理论创新，具有高度丰富的逻辑意蕴和理论内涵。
为准确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厘清其与传统生产力的区别，需要从其两个核心要素“新”“质”入手。
第一，“新”不仅包括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突破创新，亦包含传统产业的设备升级、工艺革新等迭代更新。具体而言，首先，在产业发展方面，应促进“新与旧”之间的转换，需正确把握和处理好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的关系，提升产业转换能力。第二，在经济发展方式方面，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动能。第三，在高层次创新人才方面，需把握好创新驱动与人才驱动的关系，使两者同频共振。
新质生产力的“质”，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质态转轨；二是质效提升。其中，质态转轨在于扭转传统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关键要素长期分离的局面，促进其融合发展，包括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有效贯通、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共生、军民融合创新与民用技术创新的双向整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紧密衔接等。质效提升则意味着产品的工艺品质高度提升，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意味着需要不断完善科技创新制度，用文化滋养助推制度建设，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聚合国内外创新资源以提升全球竞争力。
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十大重要关系，即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的关系、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关系、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关系、创新驱动与人才驱动的关系、制度创新与文化创新的关系、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军民融合创新与民用技术创新的关系、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系、国内创新与开放创新的关系。
把握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的关系，有序梯度布局、促进新旧动能转换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传统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仅局限于竞争和取代，更多的是呈现出对协同与融合发展的共同需求。产业综合体(industrial complex)理论认为新旧产业的经济活动是紧密相连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可以形成新兴产业，而新兴产业成长又可以反哺传统产业。其后，产业结构升级理论也强调，新兴产业常常会利用当前的产业结构作为跳板，从固有的传统产业结构中脱颖而出，再依靠高新技术的辐射带动作用，带动其余产业和整个区域产业集群升级。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实质上是通过生产资源的流通和分配，促使低生产率的产业向高生产率的产业转化。由此，需把握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关系，有序梯度布局、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提升产业融合度，方能有效解决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存在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分化、创新要素结构不适配等深层次问题。
2.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准确把握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的关系，需甄别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各自具备的创新要素禀赋、结构、动态和短板等，厘清阻碍两者深度融合的影响因素，提升区域产业转化能力，是促进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破局点。具体而言，应从以下三方面着力：
第一，精准考虑技术进步、行业特色等产业政策来界定产业融合发展的有效边界，通过更具建设性的产业政策促进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发展。
新兴技术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原有的产业边界，随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不断深入，产业交叉、融合的现象日益增多，根据原有的产业属性划分制定的政策势必会有其局限性并可能造成二元分离的现象，产业政策所依托的微观基础已由“泾渭分明”转向“相倚为强”，政策所聚焦的重点也需由新旧产业分类发展转向新旧产业协调融合。
第二，需提升新兴产业的带动能力和传统产业的转化能力。
提升新兴产业的带动能力需鼓励和引导高技术企业积极参与产业集群的共性环节，同时政府应加强相应的法规衔接、机制对接，促进产业间优势互补、紧密协作、联动发展。在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传统产业的改革不仅仅局限在新兴技术使用层面的提升和转型，更重要的是观念更新、组织优化等方面，提升吸纳先进技术和及时升级转换的能力，实现主动转型。对政府和相关部门而言，应通过改进产业政策和优化营商环境等为传统产业转型提供坚实保障。
第三，构建聚集创新与制造、工程和研发的协同网络，提升产业技术升级迭代的效率。
如全美制造业创新网络显著增强了美国制造业的市场竞争力，并推动制造业科技成果可持续的转化和广泛的商业应用。网络化的协同创新和规模化生产，促使传统产业在经过升级改造后，可高效驱动经济稳定增长。
把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关系，打破交互壁垒、推进耦合共生
1.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理论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科技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是大势所趋，也是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必须依靠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实现动力变革和动能转换。”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通过保证新质生产力源头的科技创新有效供给水平和生产过程中的科技成果转化水平。回溯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从手工制造到机械化大规模生产，再到当今的智能化、高端化生产，均是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成果。马克思提出了科技进步带动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又带动科技进步的观点，“在劳动资料为人们提供积极服务的这段时间里，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会用更高效且成本更低的工具来替代那些已经损坏的工具。同时，将科学技术转化为实物的工具在直接生产中的使用，也变成了对科学技术产生决定性和推动力的关键因素。”新质生产力具有创新链更长的特点，包括从0~1的原始创新、从1~N的成果转化，需准确把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关系，推进耦合共生。
2.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实现路径
首先，聚焦科技创新驱动，提升原创技术供应的有效性。
《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33278亿元，与OECD国家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贡献者。为了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强化科技创新这一核心动力，实现从无到有的创新突破。需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依托新型整体国家机制，聚集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企业的科技人员，开展具有原创性、基础性和引导性的科技攻关工作，专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其次，以产业创新为导向，全方位提高成果转化的整体效能。
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及其产业化，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结合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条件。应通过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和重点实验室共建创新联合体，构建产业链上的创新平台，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研究，以最大程度释放创新活力，提高成果转化水平，重点破除技术转化及产业化过程中遇到的关键阻碍，构建较为完备的技术成果转化体系及产业化生态。
最后，推进数据要素市场，使市场需求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中的“粘合剂”。
为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应致力于完善权利保护、交易流通、开放共享、安全认证和利益分配在内的相关制度，促进应用场景拓展，加强科研创新与产业需求上下游对接，提升产品质量和附加值，满足产业升级的需求并拓展全球市场。
把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打通衔接路径、推动相辅相成
1.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关系的理论内涵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并非对立，而是彼此促进推动的关系。如斯托克斯(Donald Stokes)提出“巴斯德象限模型”，认为科学研究中认识世界和知识应用可以并存，科学与技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是彼此互动、相互交融的关系。由于培育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涉及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均需要长期高投入的研发，其高度渗透性将进一步强化应用创新与基础研究理论创新之间的融合程度，各个创新阶段的边界将愈发模糊并动态演化，呈现协同共生发展的趋势。因此，需把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打通衔接路径、推动其相辅相成，促进基础知识优势强强联合，实现知识转移、技术转化的无缝衔接。
2.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衔接的实现路径
首先，通过加强有组织的科研，突破一批关键技术瓶颈。
2023年7月，全国高校科技创新暨优秀科研成果奖表彰大会指出，到2035年，高校科技创新要成为支撑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核心力量。高校有组织的科研是学校知识管理的一种创新形式，强调集中优势力量，针对重大问题，设置重大任务，构建重大平台，组织重大团队，通过长时间持续攻关，以取得重大的原创性突破，高校的有组织科研及其评价导向能助力将基础研究实现突破。
其次，重视应用场景驱动的成果转化模式，推动商业化落地。
应用场景是企业开展产品研发活动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直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发挥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强调场景驱动创新策略的背景下，为了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需要深入探索和研究特定的场景，识别其中的关键问题和需求，明确技术创新的方向，并避免盲目的研发活动。同时，还要明确场景应用目标，推动商业模式转型升级，将科技创新转化为实际可用的产品或服务。
最后，优化协同创新中心合作制度，减少“协同锁定”的现象，释放合作创新活力。
科研合作平台建设不到位，阻碍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衔接，如科研协同信息行为进度计划设置的不合理、协同信息行为执行效率低。与此同时，已建立的协同创新中心普遍存在着“协同锁定”的现象，因此需进一步优化创新合作制度，释放创新活力。
把握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关系，释放要素活力、促使前后贯通
1.产业链与创新链关系的理论内涵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分工论和马歇尔对企业合作的看法是产业链理论的起源。产业链通常指一个特定产品从生产到销售过程中，上下游多个行业的穿梭连接，这一连接基于行业间的投入与产出关系，并由各个地区的众多企业共同构成一个链状的产业组织结构。而创新链则包括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研发、试验改良、批量生产以及商业化经营的各个阶段。该链条是由政府、公司、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和消费者等多方参与构成的网络。产业链和创新链是两套既紧密相连又彼此独立的体系，两者的贯通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以产业链为中心来部署创新链，二是依托创新链来规划产业链，两个层面的共同目的均在于正确把握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关系，释放要素活力，促使前后贯通。
2.产业链与创新链贯通的实现路径
第一，以领军企业为产业链主体，增强企业在创新链上的主导作用，提升产业竞争能力。
企业本身就具有将产业链和创新链相结合的天然能力，以行业领军企业为核心，增强其在创新链上的主导地位，确保企业成为研发投资、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要承担者。领军企业有能力准确地通过精准识别并加强产业链中的弱环节，有效地协调和提升各方面的创新能力，促进关键技术和薄弱环节的研究与开发，加速产业链与创新链贯通。
第二，引导鼓励中小微企业深化“专精特新”之路，致力于“颠覆性创新”。
相较于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在策略上调整更加的迅速和便捷，能够快速适应市场的需求与变动，通过及时建立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小组，并汲取多元化的灵感和创新思维，为颠覆性创新提供丰富应用场景。在产业生态系统中，中小微企业不仅在孕育颠覆性创新方面发挥作用，还在创新成果商业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是产业链与创新链贯通的重要途径。
第三，构建符合异质性多元主体需求的制度、规范，提升其加入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意愿，推动其实现价值共创。
产业链和创新链覆盖高等教育机构、科研机构、企业等不同类型的多元化异质性主体，但在加入和建立产业链、创新链的过程中，创新目标、创新资源、创新周期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各不相同，差异化的需求会降低其参与合作创新的意愿，故需通过政府的财税政策引导和创新联合体建设等手段，构建符合异质性多元主体需求的制度、规范，提升其加入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意愿。
把握创新驱动与人才驱动的关系，打通循环链路、发挥双向效能
1.创新驱动与人才驱动关系的理论内涵
《礼记》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是中华文化中有关教育战略思想的记录。从古至今教育与国家战略始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的战略作用更加凸显，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成为我国重要的国策。马克思所提及的劳动力乘数效应理念亦强调了人才对于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其观点认为生产力较高的劳动者都是具有乘数效应的劳动者，这就决定了人力资本对生产力发展和技术创新有着较大驱动作用。创新驱动的实质在于人才驱动，聚焦于面向未来、全球视野、高质量发展以及国际化竞争，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已经成为我国深化人才发展的主要方向。
2.创新驱动与人才驱动双向互动的实现路径
把握创新驱动与人才驱动的关系，实现个体创新效能与体系创新效能双向有机循环，发挥自上而下战略引领和自下而上人才支撑的合力，可从微观个体效能、中观人才培养和宏观战略机制入手。
第一，在提升微观个体效能方面，需适配跨学科、全链条、交叉融合的课程体系，旨在培养产业创新所需人才。
课程体系不仅要确保学生掌握扎实的学科知识，还需保持前瞻视野、灵活应变和实践能力，从而为解决复杂新兴问题提供坚实的知识支撑和实践经验。因此，建议学校强化与上下游企业、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的共同育人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协作意愿和信息沟通，为学生多场域学习与研究提供便利。
第二，在中观人才培养层面，培养单位应遵循学术卓越与社会需求的双重基准，建构起分阶段、分步骤的全过程新兴产业人才培养模式。
目前，高校和实验室等平台提供从事非学术职业的专业辅导与帮助还有待提升，依然存在人才培养定位灵活度不够的问题，学术与市场衔接还有待加强，需推动多方主体共同制定新兴产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促进教育培训与企业所需人才的有机衔接。
第三，宏观战略引领层面，尽可能地利用制度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当关键科学技术实现突破并发生质的变化时，必然会引发生产力核心要素的变化，从而产生新质生产力。”因此，要加快完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人才工作机制，坚持国家宏观调控、省级整体统筹和高校自主创新相结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为实现创新驱动与人才驱动融合奠定坚实的基础。
把握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的关系，深化明体达用、实现体用贯通
1.制度创新与文化创新关系的理论内涵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科技创新可能是“前沿性创新”或“颠覆式创新”，不同形式的科技创新需要不同的政策制度推动，科技创新由“点”及“面”再到“网”的应用与推广离不开制度保障。《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要求将“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文化创新相结合”。促进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深度融合，不仅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文化上的养分和价值方向，也加强了精神层面的支持，并且通过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的融合，确立了正确的舆论引导和保障制度，这些都成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关键支柱。
2.制度创新与文化创新发展的实现路径
首先，持续深化制度改革和创新，以破解产业、学科制度壁垒。
在破解科研成果与产业转化壁垒方面通过完善技术转移机制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要加快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步伐，促进产学研紧密结合，提高企业的科研参与度。为了加强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知识产权管理，需要完善技术转移的工作机制，并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建立专业的机构和培养专业的人才团队，加强知识产权的申请和运营。在高校中设立技术市场中心，形成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
其次，构建包容试错的科研文化氛围，打造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
关键科研项目的攻关需要有着流畅的信息沟通机制以及明确的责任划分及推进方式，对项目一体化组织实施的工作方案，明确定期调度、节点控制、协同推进的具体方式；同时，构建包容试错的科研文化氛围，建立平等、包容、反馈及时、不断迭代寻求整体最优的信息沟通机制，培养“高精尖缺”创新人才，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劲动能。
最后，完善财政科技投入的使用方式和配套机制，以制度优化打造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文化。
现阶段，仍存在财政投入方式单一、审批权力集中等问题。要进一步优化对企业的补贴方式以及科研项目的管理程序，拓宽我国科技前沿领域覆盖面，助力科技创新进一步实现从点的突破到系统能力的提升。
把握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深化数实融合、推进虚实共生
1.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理论内涵
在当今社会，数字技术革命减少了信息处理的成本，使企业能够精确制造、提供个性化服务及实施动态管理。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整合，不仅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体经济转型的关键。数字技术的进步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创新的动力和改进的可能，同时，实体经济的更新换代也促进了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发展。这两者的深度融合促进了生产力的质的飞跃，从而形成新质生产力。
2.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深化数实融合、推进虚实共生既需要能源、交通和物流等传统实体基础设施，也离不开数据中心、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等数字领域的基础设施。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第一，对于实体基础设施而言，其现代化改造与提升的核心在于确保基础设施的智能化、高效率、绿色环保及安全性，这是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根本。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在我国实施以来，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善公共服务、拉动有效投资的作用，未来要进一步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拓宽民间投资空间，提高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建设运营水平及其科技水平。
第二，就数字基础设施而言，应通过构建大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等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推进社会数字化改革。
通过扩大5G及未来6G网络的普及，确保网络连接的快速和稳定；同时，通过建立数据中心，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支持智慧决策和业务流程优化，从而促进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同步提高。
第三，优化大中小企业融通路径，鼓励大企业开放、输出数字化资源。
国家多次强调促进开放共享，释放科技资源，服务科研创新。应进一步优化大中小企业融通路径，大企业通过向中小企业开放资源，以算力、数据赋能中小企业，大企业引领带动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为大企业注入活力，通过数字化资源的共享和开放，进一步深化数实融合。
把握军民融合创新和民用技术创新的关系，加强力量整合、助推互惠互利
1.军民融合创新与民用技术创新关系的理论内涵
军民融合创新是军民融合战略与创新战略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其核心目的在于推动国防科技工业的转型升级，并借此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相较于常规的合作创新模式，军民融合创新在我国当前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军民融合创新与民用技术创新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反馈机制也备受关注。军民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应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促进军民两个领域的双向技术交流，实现军民双赢，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2.军民融合创新与民用技术创新发展的实现路径
首先，需要充分发挥军工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以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应加强国防科技工业发展规划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的衔接，拓宽军民融合渠道等，在提升军工产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同时，还能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实现军民融合与区域经济的双赢发展。
其次，重视民用技术创新的优势，提升民营企业参与军民融合的积极性。
随着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的发展，拥有专业技术优势的民营企业也在承担着军工产业优化升级的责任，民营企业已经突破了过去只能提供零部件配套的局限，利用其先进技术参与到核心产品研发和生产进程中。
最后，促进军工技术创新和民用技术创新标准之间的互通互认，双向对接。
在构筑军民两用产品标准体系时，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已有标准，以此为基础，着重打造适应我国国情的两用技术融合标准体系。一方面需通过引入新兴产业的先进技术，提升产品标准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还应积极吸纳民用产品的标准体系，促进军民标准之间的互通互认，从而推动军民两用技术的深度融合。
把握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的关系，以有为促有效、实现以简御繁
政府有为、市场有效，是助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所在。回望4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我们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为经济社会进步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明了方向。
1.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关系的理论内涵
根据资源配置理论，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均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从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宏观视角出发，深入探讨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而对政府在此过程中如何积极履行职能进行了理论层面的阐释。该理论认为，政府应当积极作为，通过有效的协调和组织，推动“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这两条产业升级路径的协同发展，从而形成一种“螺旋交叉”的合力效应。这一合力效应不仅有助于加快产业升级的进程，还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2.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实现路径
首先，政府可加强对公共研发基础设施平台和服务平台的投资，以优化创新环境，提高创新效率。
以此消除信息孤岛，解决以往政府与市场各自为政导致的隔阂问题，实现市场与政府之间的有效配合与协作。这种协同作用将进一步推动高技术产业间、区域间以及不同创新主体间的深度融合与优势互补，形成创新驱动的共同体，为科技创新提供强大动力。
其次，政府还需在构建创新系统时注重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确保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
通过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激发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力，推动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依靠制度建设充分结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各方科研主体的科研优势。在理论研究上共享科技成果，在科研成果的转化上利用企业的市场优势，加快产学研转化，将科研成果更快更好地转化为社会的经济效益。
最后，以完善的法治手段和市场机制的相互配合，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通过加强知识产权的保障，保护创新者的合法权益。同时，通过制定完善的标准、检验检测和认证体系，形成鼓励创新、容忍谨慎的市场监管系统，增强产业的制度根植性、社会根植性和经济根植性，提升产业的竞争力，以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
把握国内创新与开放创新的关系，集成多方资源、实现内外联动
1.国内创新与开放创新关系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需把握国内创新与开放创新的关系，集成多方资源、实现内外联动。客观分析，目前国内创新资源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一定差距，必须坚持在立足自主创新的基础，面向全球获取创新资源，加强对发达国家高技术成果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尤其是在单一自然科学领域长期未能出现突破性创新的情况下，根据技术转移体系理论，聚合国内外优质资源，是快速形成新的技术应用亮点、突破性产品亮点和技术壁垒要素的必由之路。
2.国内创新与开放创新联动的实现路径
首先，通过进一步完善开放创新体系的建设，提升内外联动的深度。
在此过程中，应积极倡导各部门及地方政府出台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开放创新政策，鼓励有意愿且具备条件的地区率先开展先行先试的实践活动。吸引更多国际同行专家参与我国科研项目评议、奖项评定及职称评审工作，促进国内创新和开放创新的深度融合。
其次，积极拓展内外合作的领域范畴，推动多元化的开放创新模式形成，为创新活动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
同时，还需积极鼓励国内各类创新主体之间的深度合作，从而形成强大的创新合力。此外，还需通过建立国际技术合作长效机制，有效地拓宽内外联动的广度，为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多元化资源。
最后，营造开放创新的制度环境，保护好参与创新的国内外企业利益。
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强国均重视完善开放创新的制度环境，以良好的创新环境吸引全球优质创新资源。目前，我国仍需持续优化创新环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升我国政策法规和全球创新规则之间的适配性，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创新规则的制定，提升科技话语权，以保护好合作企业的利益，实现良性循环。
来源：《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年第6期 作者：贾品荣 杨雨萌
